大唐国际发电公司与天津宝坻区签署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可是，天上人间查了这么些日子了，民间的传言沸沸扬扬，媒体也做了好些报道，但是，迄今为止，黑幕依然是黑幕，黑幕后面的一切，还都在人们的猜测中。

房屋周围是绿地，这所房子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4个以上房间的住房占住房总数的90% 美国有三种形式的住房：独立住房，相当于中国的别墅，有前后花园，四周不与任何其他建筑相连。

美国出售的住房几乎都是精装修，并配置空调、冰箱、暖气、洗衣机、烘干机等基本生活电器。加利福尼亚州奥伦奇，每套450000美元，同比下降0.8%。美国普通家庭通过抵押贷款购买住房的人不在少数，特别是由于经济危机，第一套住房的贷款利率降低，吸引了不少人通过房贷购房。再有，如果地方政府开支增大，也会随时提高房产税的税率，因为房产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房产税可以半年一交，也可一年一交。

根据美国住房监测机构 2010年5月10日发布的售房公告，当天全美国新挂牌的房子要价最高的10所房子也仅在501000美元到505000美元之间。房价最低的5个城市是密歇根州底特律，每套109900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2%。一个善于从别国的经验教训中学习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终止制度调整没有出路，停止改革没有出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体制改革、体制转换，这种体制改革、体制转换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使它更适合当前的形势，使社会矛盾不致激化，以及更顺应社会各界的要求。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一开始是带有自发性的，主要来自民间。《财经》：看来，1929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分界线。

一方认为政府注入的资本归根到底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帮助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呢?另一方则认为，注资并不是单纯地拯救这些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及其投资人，而是拯救经济，使国家经济得以走出萧条，只有这样才能使就业者保住工作岗位，使纳税人受益、使国家受益。在某种意义上，热炒的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等话题都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

这些制度调整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已陆续实现了。为什么这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来势这样迅猛?影响面这么大?为什么经济平稳发展了这么多年一下子会受到这样严重的冲击?为什么政府事前未能察觉并采取措施制止?总之，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还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争议颇多，有些人甚至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面对本轮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制度调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平稳发展的，GDP逐步增长，人均收入也随之提高。

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都将持续下去，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厉以宁：从那时开始，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尽管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所差异，各国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进度也有快有慢，但各国社会基本上都能够接受制度调整的现实，制度调整的结果也继续存在，并被一些国家的法律固定下来了，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财经》：但政府注资于私营大银行和私营大公司的措施引发了很大争论。

《财经》：按照您的观点，1979年以后中国进行的体制转轨，就是使中国社会不断从刚性体制变为弹性体制的过程。《财经》：和以前的经济危机比起来，救市措施有相似之处，但是本轮经济危机导致银行倒闭、企业亏蚀、失业人数增加、房价下跌、股市低迷等问题，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前几年，我们老说要经济转型，为什么经济转型不那么成功呢？就因为当时的经济处于繁荣阶段，大家都觉得日子很好过。厉以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

那么，本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对中国而言，体制改革和制度调整不仅不能止步，而是应该加紧推进。如果做官的，儿子考不上，就不再做官。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南北朝的时候是刚性体制，豪门是豪门，庶民就是庶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西方国家在维持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采取了比较有力的措施。这次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西方国家进行的国有化救市之举是在向社会主义靠拢吗？痛定思痛，这些都是应该予以回答的问题。从北宋公元900多年起，封建社会延长了1000年时间，假如不是鸦片战争外来的强大压力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社会有可能还要延长。

厉以宁：这此经济危机确实是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未曾发生过的社会经济大震荡，因此引起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新思考，这又会进一步影响政策的调整。这些经验清楚地表明，在危机来临时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和向私营企业注入资本的措施，包括某些企业、甚至某些行业实行国有化的措施，并不等于这些西方国家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向了社会主义制度。

结果到了宋朝，封建体制转变了，变成了弹性封建体制，实行科举制度，做官不能世袭，商人可以买地，人们可以流动（包括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这样一来，封建体制就变得有弹性。西方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主观上也并没有想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年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前进。《财经》：如果把19世纪后期到1929年之间零星的、局部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称作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第一阶段，把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称作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阶段的话，那么能不能把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看成是另一个分界线呢？厉以宁：现在作出这样的预测肯定为时过早：一是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

西方国家的政府从这时起相继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措施，如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关注民生问题以缓解社会矛盾。我们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不能耽误了经济转型。在西方国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冲突，为此不断进行制度调整以解决问题。第二，在私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股权参与和国有化的比重增大了。

同样，为什么非得等到危机来了，才进行制度调整呢？那样不但被动，而且难度更大。不改体制，制度难以维持，改了体制，社会主义不仅会继续保存下来，而且会发展得更好，这就是三十年中国改革史的最大启示。

中国土地制度是分家制，西方是一子继承制。我们自己不是没有教训。

中国封建体制改了，从唐朝以后到宋朝，变成了弹性体制，结果封建社会延续下来。因为这些做法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范畴。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要保持清醒头脑，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还要继续进行，制度调整不能停止。国内外一些人士罕见地组成了合唱队，声称全球经济危机证明西方那一套行不通，只有中国模式 才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模式。更具有方向性的问题同样需要厘清：资本主义制度将向何处去？中国应该从经济危机中学习什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厉以宁以其学者的严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体制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弹性体制。

在全世界金融和经济一片愁云惨雾中，似乎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

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体制，1979年以后开始了体制的转轨，从1979年到现在的30年内，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归功于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例如，企业制度的完善、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等制度调整，都是民间自发调整在先，最终仍由政府予以肯定，由议会制定法律。

这两个特征中，在美国主要以第一特征为主，政府干预为主。制度调整从来都是逼出来的，没有19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国内冲突的加剧，没有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冲击，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制度调整。